文/钮文新

很早就在关注郑永年先生，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郑教授观点鲜明、思维深远、目光敏锐、论据充实，所以很喜欢，甚至将他的观点和论据收进自己的著作。

疫情全球爆发以来，郑教授发表了许多观点，尤其在全球经济大格局演变方向给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判断。5月29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后，郑教授提出观点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频频“退群”，其背后实际是“二战”后建立、“冷战”后确立的、以美国为中心领导的、国际秩序的倒塌。其实，特朗普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赢得选举，以“美国优先”政策指导执政行为，其背后是：美国不愿继续承担领导者的国际义务，从而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深度卷入国际事务”。

美国不愿意继续领导世界了？那不是曾经不遗余力都要获得的权力？不惜以战争的手段竭力打造的世界秩序？郑教授认为，商人背景的特朗普更多的是从经济的角度计算美国卷入海外的成本。当他觉得美国所出的钱和所享受的权力不对等时，他就要重新谈条件。这不仅体现于谈不拢就“退群”，同时也表现在对中国、对盟友的态度上。比如，特朗普和欧洲国家、日本、韩国等盟友一直纠缠于同盟费用分担问题。

很显然，特朗普“退群”行为过于激进、过于自我，自然受到美国精英阶层和盟友的抵制。因此，美国国内、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矛盾空前激烈。在他们看来，它意味着美国国际影响力在衰退，美国作为大国已经没有了大国的样子。郑教授介绍，特朗普动辄“退群”的行为甚至受到美国强硬派的反对，强硬派认为，“退群”在很大程度上压缩了美国的国际空间，却把这个空间白白让给了中国或其他国家。实际上，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活跃。根据西方观察家的说法，在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当中，中国取得四个机构的领导岗位【粮农组织（FAO）、工业发展组织（ONUDI）、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UIT）和国际民航组织（ICAO）】。它们甚至认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也是亲中国的。

郑永年教授从“公共产品不足”的角度论证了传统国际秩序所受到的冲击。他引述了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观点：霸权地位的获得，是因为霸权者能够超越自己的利益，而照顾到其他角色的利益。郑教授点破了问题的是指：美国是否还有超越自己的利益，去照顾其它国家利益的能力？比如，军队就是公共产品，而美国过去长期承担大部分海外军事基地的开支，但现在，特朗普觉得亏了，要求其盟友——北约成员、韩国、日本等更多地承担军费开支。但如果这些国家承担了绝大部分军费，那美国在那里还有多少领导地位？法国总统马克龙就曾暗示：如果美国减少北约军费开支，那我们就成立欧洲军。什么意思？欧洲军恐怕不会继续接受美国的领导。

从发展趋势看，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地位已经开始削弱。因为，这位领导者已经不愿、不能继续承担国际义务，尤其是公共产品领域的巨额开支。郑教授提示指出：世界正在掉进“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哈佛大学约瑟夫·奈近年提出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秩序的维持和稳定，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一旦国际公共产品不足或缺失，国际秩序就遇到大麻烦了——金德尔伯格陷阱。

郑教授认为，无论从哪方面看，今天的美国已经失去往日的国际领导能力，而且失去得很快。美国似乎没能跳出从前所有帝国的生存和发展逻辑——崛起、扩张、扩张过度、力不从心、衰落。尽管没有人会预测美国最后的衰亡，但人们都认同今天美国已经力不从心而相对衰落。郑教授还认为，美国如果继续扩张，在海外卷入过多，会衰落得更快。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把注意力从国际转向国内，方向没错。

一个更为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美国衰落是否一定意味着国际秩序倒坍？郑教授的回答是：不一定。就国际公共产品而言，如果美国失去足够的供给能力，那其他国家也可以提供。郑教授认为，“全球化造就了‘全球村’，各国互相高度依赖，更需要足够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化也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国家崛起，这些新兴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也有能力为国际秩序提供所需的公共产品。如果这样，就不会产生国际秩序危机。”

郑永年认为，国际秩序危机的产生，并非缺少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公共产品不足是国际政治的产物。说穿了，“国际公共产品”只是国际权力政治的漂亮包装盒。究其实质，国际公共产品的背后就是国际领导权。这也就是今天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较量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