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更多钱、更多责任、更多工作、还是更多痛楚?”

接下来是1981年的危机。

1979年，索罗斯才49岁，便拥有一生不愁吃穿的钱财，但第一次感受到因工作而起的紧张。他的基金成长得太大，需要更多的员工。原来只有三个，现在变成12个。他经营的不再是一家小店，只要和一两个人讲话就可以。现在他必须烦心一些新的事情:把责任下授给别人:一些助理说，他这方面的能力不强。

随着钱愈滚愈多，如何投资的决策也愈来愈多。要挑出前景看好的一堆股票，可没那么容易。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基金规模扩大带来的压力，索罗斯在自己的成就面前一度茫然若失。

“大概在我提出我的三阶段策略(本章稍后将有介绍)时，危机就已蕴酿了，”他这样描述那段心路历程“当时我的事业很成功，我却坚决否认。我工作得很辛苦。我认为假如把我的不安全感抛诸脑后，我的成就就会出现危机。但我得到的报酬是什么?更多钱、更多责任、更多工作，还是更多痛楚?我说痛楚，原因是痛楚是我的决策工具之一。基金规模已经达到_亿美元，我个人的财产大概也有二千五百万美元，但我已快要崩溃了，这种结果毫无意义，于是我决定面对我的成就，承认我的成功。即使为此不能持续成功也在所不惜。我这样说是因为我的成功来自自我否认、自我批评和自虐。也许此举等于杀掉会下金蛋的鹅，但假如生活一天比一天难过，下这些金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要开始享用成功的果灾，否则我的辛苦又所为何来呢?

――我的成功定义与工作有关，但与我的生活方式沾不上边。一般而论，成功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买得起我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我这个人没什么奢侈的作风，我有那么多钱，但相对而言，我的生活是相当简朴的。但这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我愿意接受多少痛苦、紧张和不安全感。”

“我改变了我的态度，接受我是一个成功者的事实，我抛开了我的不安全感，当然我也知道有多危险。之后我放纵了一段时期，不但和吉姆·罗杰斯散伙，也和我的第一任妻子分手。”

对索罗斯的婚姻及家庭，我们无从知道更多的内容，索罗斯的说法也充满矛盾。有时他埋怨工作的压力太大，“我和基金融为一体;它因我而生，我和它生活在一起，睡在一起……它是我的情妇。我怕赚钱，也烦恼着做错事，所以要极力避免。那样的方式很糟。”

有时，他又直接否认这与工作有关，而只是因为自己神经错乱。

“这其实是我当时精神错乱经历的一部分内容，但这和我的事业并无直接关系，原因是我太太非常支持我，也很能容忍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生意。但我改变了我的态度，我们的关系反而被打乱。于是我放纵了一段时期，又和我的合伙人散伙、和妻子分……

我们不知道索罗斯的所谓“放纵”指的是什么，但无论如何，现实是他很少给妻子和孩子带来关怀和爱护，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冷淡。一些人认为索罗斯后来的慈善活动与此有关，他是想以此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感。

1978年，索罗斯与妻子分居，――就在分居的那一天，他巧遇22岁的苏珊·韦伯(SusanWeber)。他在以前一次晚宴上见过这位女士。她的父亲是一位纽约商人，经营生活日用品，家道殷实，苏珊小姐年青，高高的身体，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在巴纳德学院(BarnardCoulege)念艺术史，后来协助整理二十世纪画家罗思科(MarkRothko)和古宁(WillemdeKoonning)的记录。“今天我刚和内人分居,”索罗斯说，“可以共进午餐吗?”这是他们的最早交往，5年以后，他们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举行婚礼。

索罗斯的“神经错乱”，破坏了家庭也影响到他的事业。他变得神情恍惚，仓促出招，发现有问题又忽然变卦，而有时又反应迟钝，坐失良机。长久以来，他和高层人士接触而受益无穷，但现在似乎找错了对象，至少批评他的人这么说。事实上他花了很多时间和政府官员在一起，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主席伏克尔(PaulVolcker)。基金经理人盖里.曼诺洛维奇(GerryManolovici)指出:“如果你的投资建议来自政府人士，只会让自已沦落到贫民救济院里。”曼诺洛维奇后来加入索罗斯基金。

1981年夏，没人认为索罗斯基金会被送进贫民救济院。不过有些人真的很担心一切不会再那么美好。索罗斯的基金第一次成了“一列没有目的地的火车”。

不久，索罗斯投资美国债券市场搞得基金灰头土脸。

索罗斯投资美国债券市场出问题，始于1979年底，当时伏克尔决定抑制通货膨胀率。利率从9%上升到21%，索罗斯肯定经济将因此受到伤害。这样的推断十分合理。那年夏初，债券价格激升，索罗斯开始灭进。6月间，2011年到期的长期公债价格涨到109。可惜夏季刚过，价格便跌为93。

索罗斯本来以为短期利率会涨到长期利率之，上;这会伤害到经济，迫使美联储降低利率，因此他的债券仓位会获利。但是经济维持强势的期间远比他预期的要长，结果利率不但没有降，反而涨得更高。

索罗斯以信用杠杆建立的债券仓位，如能维持“正殖利率差”(positiveyieldcarry)，一切就没问题。只要债券的殖利率高于向经纪商融资的成本，殖利率差就是正数，也就有利可图。索罗斯在利率为12%时建立仓位。但当他的债券殖利率为14%，而且一度升抵15%时，融资利率(成本)则攀升到20%，产生了“负殖利率差”，利润消失了，而且发生亏损。那一年，索罗斯持有的债券，损失三到五个百分点。据估计,他使客户亏损8,000万美元。

然而最槽糕的事情不是赔钱，而是客户的不忠诚。

索罗斯运用很高的信用杠杆，客户听了开始觉得两脚发冷;几位重要的欧洲客户决定退出基金。索罗斯的一位助理回忆说:“他有挫败感，觉得被迫在错误的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他老是说，除非你愿意忍受痛苦，否则不应待在市场里面。”他在感情上和心理上，都愿接受痛苦，但他的投资人不然。他发觉，致命处在于这群不稳定的投资人。某位大客户“叛逃”的危险，似乎与日俱增。虽然索罗斯到欧洲去了很多趟，企图说服这位重要的瑞士投资人不要退出，但他还是掉头而去，其他人也跟着退出基金。那时候的一位助理说:“这是他第一次经验，碰到原本忠诚的客户、合伙人离他而去。

那年夏天，对于以前10或15年内他曾为他们赚过很多钱的那些人，他十分气恼。赎回资金的过程，令他觉得十分脆弱，因此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他一直没积极揽取新资金加入。”遭受市场痛击，令他心烦意乱，赔钱总是叫人焦躁，但这种困扰比不上别人舍他而去带来的幻灭感。他举棋不定，不晓得该留在这一行，或者退出。”

说来好笑，索罗斯预测经济会转坏，后来证明是对的――但差上六到九个月。他预测高利率会导致经济衰退，后来果然成真，但经济衰退到1982年才出现，距他的债券仓位惨遭痛击已经很久。

1981年的惊惧之夏，正当素罗斯为基金的失败而痛苦之际，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无疑是雪上加霜，那就是某大商业杂志以极尽颂扬之能事的文笔谈论他，发表了一篇恭维奉承有加的封面故事，而这篇文章正巧出现在夏季大挫败前夕，与后来的事实相对照，未免显得讽刺。

1981年6月，索罗斯的照片出现在《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Investor)杂志的封面，笑脸旁是一段文字:“全球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

次标题是:“乔治.索罗斯从没赔过一年，赚钱的年头则赚得十分惊人。我们要探讨过去十年他如何与基金管理趋势背道而驰，并在这个过程中累积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在这篇文章的引言中，索罗斯被认为是颗商业超级巨星:“正如网球场上的柏格(Borg)、高尔夫球场上的尼克拉斯(JackNicklaus)、跳踢踏舞的阿斯泰尔(FredAstaire),乔治·索罗斯是基金管理业中一等一的高手。

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索罗斯如何为自己赚到那么多钱,以及索罗斯基金奇迹般的成长:索罗斯基金从1974年区区1,500万美元的资产做起，1980年底已成长到3亿8，100万美元。“替阿姆斯特丹的赫尔津皮尔森(Heldring&Pierson)、巴黎的罗斯柴尔德银行(BanqueRothschild)等客户管理资金的12年里，索罗斯从没赔过一年;1980年，他的基金赚了102%，十分惊人。索罗斯靠代客操作的费用收入，建立起1亿美元的个人财富。”

索罗斯已经名利双收，他的基金迅速成长，个人财产越滚越大，但此时的索罗斯尚属年轻，随着事业的扩大，他身心承受的压力日重一日，危机已初露苗头，从基金到家庭,索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危机从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合伙关系处引发，导火索是两人对基金人手的增加怀有异议。

“我们的合伙关系很有收获，不断成长，”索罗斯回忆说，“但这却引起了一些问题。吉姆·罗杰斯不要增加人手，他很喜欢我们的伙伴关系，因此不要外人加入，但我们的业务规模一天比一天大，所以我必须要雇用新人，吉姆一直抗拒，但最后我们还是找了些新手来，由吉姆负责从头训练。这种做法完全悖离华尔街传统，因为我们觉得任何人只要有点华尔街经纪商的背景，这个人就已经完全无可救药了。”

两人在对市场的看法很接近，对华尔街人士的看法也相似，差异在于程度不同，而致命的是，两人都坚持自己的论点。

“我们当时的立场是市场总是错的。事实上，吉姆·罗杰斯和我之间的最大分歧在于吉姆认为;流行的观点总是有错的,而我则认为:我们也可能有错。由于我们要和华尔街针锋相

对，事实上我们与华尔街传统之间也有的差异。所以怀着传统智慧到我们公司来的人根本无法适应我们的业务，所谓‘华尔街智慧’其实就是所谓传统智慧、常理。吉姆.罗杰斯对这一点非常坚持，我就比较不那么冥顽不化，我愿意接受从华尔街来的人，但碍于他的观点，而且业务由他一手包办，我只好听他的。”

他们从华尔街以外找来一些人，这些新人都很聪明好学，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开始受训，并陆续向吉姆提出反对意见时，吉姆却无法忍受，他受不了下属对他的批评。他一向都很能接受我的批评，我批评他，他从来不觉得不愉快，但他不能接受他的门生批评他或和他意见相左。所以只要这些人逐渐上路，并且越来越能干以后，他总千方百计对付他们，使公司的气氛变得不愉快。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总是留不住开始自立的人，于是公司出现了真空，我们生意越做越大，却还得事必躬亲。对我们来说，成功只给我们带来更多工作、更多责任，而这种情形发展下去，最后终于迫使我们散伙。”

实际上，索罗斯心中早有定见，他早就知道他与罗杰斯无法再继续合作，因此从1978年就开始实行他的一套“三步走”的基金发展计划:第一步是由他和罗杰斯合力建立支团队;如果这一点办不到，第二步就是排除吉姆，由他自己独立建立一支团队;假如这样也行不通，那就另请高明之士，由别人来建立团队，索罗斯自己不插手。事实上索罗斯把基金名字改为“量子基金”，目的之一也在于通过把自己的名字去掉来减少个人对基金的影响力，从而为基金队伍扩大创造条件。

1978年，索罗斯基金雇佣了一批新手，开始实施第一步骤，但正如前面所说，计划很不成功，并最终导致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分手;于是索岁斯开始独立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步”。但是这段时间索罗斯日感辛劳疲惫，并触发了1981年的危机;计划进入第三步是1981年9月，索罗斯退下第一线，把量子基金交给其他人经营，力图从基金的H常事务中退出。

索罗斯与罗杰斯的失和很讽刺，因为1980年是他们合作最成功的一年。但是那一年5月，罗杰斯离开了公司，带走20%的股份，价值1,400万美元;索罗斯80%股份值5,600万美元。

根据纪录，罗杰斯解释他离职的理由，是基金成长得太大，员工太多，他必须花很多时间决定何时给他们休假和加薪。索罗斯和罗杰斯都没有公开详细谈论到底什么原因使两人分道扬镳。罗杰斯接受访问时，往往也无意再提往事。但从他的语气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此记忆犹新且深感难过。

看过《机构投资人》杂志中这篇文章的人，对索罗斯的印象是，他是个神秘的谜样人物，或者是从不透露秘密的魔术师，他常耍一些把戏，但没有不诚实的行为，他异常聪明，甚至才华洋溢。作者指出:“没人相当肯定索罗斯在哪个地方有所动作，或者投资仓位保持多长的时间，而使(索罗斯的)操作纪录周边的秘密色彩增浓一分。身为境外基金经理人，他不需要向证券管理委员会(SEC)登记。他避开华尔街的专业人士。而这一行中与他有个人接触的人，都说从来不觉得与他特别亲近。那么他是为名而奋斗?但这一行里的人普遍同意，没出名时，他一样做得很快活。”索罗斯在很长时间内拒绝接受(机构投资人》采访并做成封面的故事，虽然后来总算同意，但表示:“你面对的是市场，必须埋名隐姓才对。”

那一年夏天，索罗斯多希望他仍默默无闻。可是他已成为新的公众人物。“全球最杰出的基金经理人”此时身陷泥沼。

那年夏天的亏损对索罗斯伤害很深。1981年10月12日的《福布斯》(Forbes)杂志说:“全世界如果不晓得他的胜利，对于他的挫败也不会在意。”由于《机构投资人》的那篇报导，全世界知晓了乔治·索罗斯所有胜利的往事。因此那年夏天，整个世界似乎都在注意他。

1981年是基金经营最糟的一年。量子基金的受益凭证价格跌了22.9%，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没有比前一年赚钱。某位人士说，索罗斯的投资人中，有许多是“心绪不定、唯绩效是问的欧洲人”。他们担心索罗斯失去了驾控能力，因此高达三分之一的投资人撤回资金。索罗斯后来坦承，不能怪他们。他们退出基金，使得基金的价值近乎减半――成为1亿9330万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