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谈谈知足对我意味着什么。在我57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足够多的东西(实际上太多了)，可以保正我妻子今后的幸福，可以为我的6个孩子留下一些资源(有时会说:“足够多了，他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但也不够多，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可以为我的12个孙子孙女每人留一点钱，并最终可以为我几年前创建的适度规模的基金会增添一笔不错的额外经费。我选择将自己的财务收益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这反映了我持有的那种深刻的信念，即凡在美国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庄严的义务，来通过回馈社会与他人而让自己的财富得到社会的认可。

在过去的大约20年中，尽管我每年会把自己年收人的一半捐献给各种慈善事业，但我仍然能够积攒起这笔财富。不过，我并不认为这种捐款是一种慈善行为。在我看来，这是我的一种尝试，来通过联合慈普总会偿还我一生积累的庞大债务，包括被教堂升华的家庭大多数成员表达他们信仰的精神力量，包括在我带着心脏疾病进行的50年奋斗中精心照料我的天使般的护理人员和医院,还包括养育我的大费城社区( 以上次序并无特意安排)。

我还支持了一些重要的公共事业，可以有机会服务于我们的社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在费城独立广场上修建的宏伟的国家宪法中心，其目的是使美国宪法的价值观重新回到美国的主流生活之中。

我已经服务该中心20年了，包括近8年担任其主席，并自豪地主持了2003年的开幕式。

此外，我也尽了最大努力,来支持一些教育机构，先前正是它们为我的生活和事业辅平了道路。布莱尔学院，造就了我的学科基础，让我开拓眼界去更好地理解数学、历史、科学和英语,也给我敞开了机会的大门;普林斯顿大学，帮助我磨炼了自己的才智和品行，让我对西方启蒙文化产生了巨大的欣赏与崇拜那些思想家、作家、音乐家、艺术家，更不用说我们的开国元勋和我现在仍持有的18世纪价值观了。

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为布菜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出色学生提供“博格兄弟”奖学金并让他们得以受益的同时，我本人也通过这种慈善活动收获了最大的快乐。从数年前我的收入开始恰好超过家庭开支时算起，很久以来，我一直在为这项奖学金提供资金支持。

在这两所院校，我都曾获得过奖学金，因此我认为自己有义务通过提供奖学金去回报学校，让那些与我和我的兄弟们当年一样亟需资金的人能够从中受益。(布菜尔学院的校长布瑞德博与我的父亲之间的一些来往信件足以反映我们当时的窘境。布瑞德博土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提醒他必须支付我们的学费100美元。我父亲不得不给博士回信说:“抱歉!我拿不出100美元。”然后，我们上学的事情便泡汤了。)到目前为止，128名布莱尔学院的学生和110名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已经成为了“博格兄弟”奖学金的受益者。

能够让如此众多与众不同的青年男女受益，这是令我一生感到激动的事情，同时，我也为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高兴。这些优秀的公民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发挥他们的潜力，服务于美国社会，更服务于全球社会。每当我看到年轻一代的积极奋斗时，我便不由自主地增强了对国家的信心和对未来的希望。

现在，让我谈一下我个人金融资产的情况。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400名全国最富有的人士之中，大约有87名精英是从金融领域获得了他们的财富或通过创业精神、 或投机、或辛勒工作、或纯粹的好运气。事实上，投资管理公司的大多数创始人(往往还有他们的继承人)都确实积累了数额庞大的财富。在这份名单的金:融人士中，财富最少的约为13亿美元，而最多的(富达投资集团的约翰逊家族)约250亿美元。

我从来没有加入这种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大联盟之中，而且在这方面也没有加人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小联盟。我为何不加入?这完全是因为，作为先锋集团的创始人，我所创建的这家公司，其最大份额的收益是要赋予那些组成先锋集团的真正共同型共同基金的股东。事实上，先锋集团股东的累积储蓄相对于同行的股东而言将很快超过1 000亿美元。

这种储蓄的上升，主要是因为，正如你先前所阅读到的，先锋集团是按“成本价”进行运作的。因此，我们的管理公司先锋集团(不是由我拥有而是由我们的共同基金)，赚取的净收益基本为零。尽管如此，通过我先前所描述的伙伴关系计划，我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审，分享着基金资产的巨大增长，分享着基金所赚取的良好收益，并一起成功降低了股东所承担的单位成本。

因此，如果将我本人与金融业内的几乎所有(或者不是所有)同行加以对比的话，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财务失败者。(也许他们会因为自已比我富裕许多而高兴!)我猜想你可能会认为，这种失败是人为的(其实，我并没有预感到，我们的公司会增长到如此庞大的规模，而且说实话，对于创建先锋集团的共同体系可能会放弃掉的财富额度，我也没有多少概念)。

不过，我做得很好，谢谢你的担忧。这其中的原因是三方面的。首先，是我天生形成了节约而非浪费的理念。我不会去追求奢侈品,而且如果把钱花费在非必需品上面，我仍然会感到心疼。不过，我承认，偶尔我也会不情愿地去打破这两项原则。例如，我爱好收集国旗画，并且主要沉迷于收购贾斯珀●约翰和柴尔德●哈萨姆经典作品的复制品。但是，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我记得自己没有任何一年出现过入不敷出的情况。

其次，自从我于1951年开始工作以来，我就获得了一份美好的固定供款退休计划。这是由惠灵顿管理公司提供的，后来得以转到了先锋集团，这样我便可以对其进行投资，一直持续到今天。惠灵顿公司对该计划的第一笔供款是1951年7月提供的，这占了我第一个月工资250美元的15%，即区区37.5美元。之后，我继续把个人薪酬(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获得了大幅增长)的15%投资到了这项退休计划中(后来添加了一份节俭计划)。

从先锋集团的CE0退下来之后，我--直继续把我从先锋集团收到的微薄年度聘用费的15%投资到这项计划中。我现在还没有退休，所以不用动用这些分配额。我的个人经历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明，即对于税务递延退休计划，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能够稳健地进行长期投资，也是可以积累财富并可以创造奇迹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的退休计划是我们的家庭资产负债表中最大的单项开支，虽然我不想公开声明它的确切数额，但其月前的价值是很高的。

最后，我已经明智地进行了投资，避免了投机行为，并专心致，力于(你猜对了!)保守性投资的、低成本的共同基金，起初是在惠灵顿集团，后来是在先锋集团。在早期的职业生涯中，我曾投资于惠灵顿基金(今天我仍持有这些股份)，后来，在后期职业生涯的大多数时间中，我主要投资于先锋集团的股票基金。但在1999年底，由于担忧股票价格的(明显)投机性，我把自己的股票持有比例缩减为约占总资产的35%，进而将自己的偾券比例提高到约65%。自此以后，虽然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波动幅度围绕该比例产生过较大调整，但我从未对自己的资产分配有过丝毫动摇。而且，即使在当今动荡的市场中，我也会尽力避免反复查看自己所持基金的价值。(这是我们大家都要遵循的-条好规则!)

因此说，我很幸运地拥有了那种苏格兰节俭基因的神奇组合，拥有了丰厚的薪酬，拥有了每年都要将所剩余的钱储蓄起来的癖好，拥有了数学奇迹般的免税复合资产，拥有了成本至关重要这一投资知识，并拥有了足够的常识致力于一个平衡的资产配置。这些方面，我已喋喋不休地谈论了许多。现在，我个人已经亲身实践过了，而且我可以用自身的实践向你保证，这都是无比正确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